宋明时期，大概在中国东南地区，特别是闽赣边广袤的武夷山周围，绵延的群山之中有不少的书院，它们也许就是被称之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中原南迁客家文化名人落地的标志。不仅仅在江西建昌、上饶一带文化繁荣区以及福建崇安、建阳、建瓯、尤溪、将乐、泰宁等闽文化发祥地，在建宁一隅小镇的龙门客坊，我依然有幸看到了创建于远在宋代的五龙山精舍、云山书院、严峰山书院遗址，听到了一些与之有关的坊间传说。
　　　中国客家人建立的聚居地，在名称上往往冠有一个“坊”字来称呼，如附近的步云坊、唐坊、黄坊等。“坊”是否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一个行政村（居)，我不得而知。所知的是古代中国的朝廷一般只负责管辖到县一级行政区级，乡镇以下都是交由地方绅士实行自治的。位于闽赣关隘上的客坊，顾名思义是客家人聚居的村坊，而不是如今地名碑上所杜撰的蹩脚说词，它起初就是客家人居住的一个村坊，后来很快就发展成北宋的一个乡邑建制，并且命之于浓厚中原文化气息的名称—孝义乡，贴近江西的孝义乡和邻近的宾贤乡（今名黄埠乡）是建宁开化最早的地方之一，看看今日的客坊就依稀还能够印证当年历史风貌。这里古道纵横、村落密集，按照姓氏错落有致地聚居着数以万计清一色的纯种中原汉族人，主要为刘氏大姓以及谢氏、陈氏、徐氏，也有一些小自然村里居住着一样历史久远的杜氏、凃氏、李氏、邹氏、余氏、揭氏、伊氏、柯氏、王氏、江氏、邱氏、吴氏、张氏、唐氏、汤氏、丁氏、饶氏、廖氏等姓氏。客坊龙门山上的云山书院因为北宋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兼文学家王安石青年时代曾经寄读过，并题有《云山十景诗》这样有趣的传说而神奇。五龙山精舍是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福州路太守、建州麻沙人刘乔致仕（退休）后所创的家族书院，因为担任过与包拯同样职务而且堪称抗金民族英雄的一代名宦开封府尹刘冀、福建监察御史刘硕在此修业，后来叔侄俩同时考取宋神宗大观三年贾安宅榜进士而闻名。严峰山书院则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弟子刘刚中先生出仕之前授徒讲学的地方，在清朝之前这里和刚中先生的龙门山堆谷峰墓地都被视为邦邑的教化圣地。
　　　从曾经建有刘太守书屋的五龙山麓下山，走下风景优美的柴根岭层峦，在客坊源里回龙湾稍作休憩的空间里，向导漫不经心地指着一处公路弯道说，那里是一个搬迁了的村子的堑嘴（大概是风水学上位于白虎位置上的地理名称），过去有一棵古老的樟树，传说是早先从严峰山书院的考亭坪移植来的，樟树有一个名字叫“沧州树”，也有人把它叫“考亭树”的。沧州树颇有仙气，传说每隔几十年就会开出一次团团的黄花，附着许多花粉，花香酷似书香，散发出翰墨般的香气。但接受采访的村民们从出生的记忆里开始搜索，直到1985年修公路时沧州树被砍掉，脑子里也没见过开黄花的记忆，虽然它的果实，犹如松果般大小的能够作醒酒用的樟梨子是采摘过的。耄耋老人说，樟树的名字与理学家刘刚中的老师大有渊缘，因为建阳的考亭是圣人朱文公（朱熹）晚年居住的地方，考亭的沧州是刚中公跟随文公读书问道的地方，自从世人不再读圣贤之书，沧州树也就不再开花了。也许是出于一种好奇吧，我心海里愈发产生了奇妙的冲动，潜意识里涌动着对中原汉族客家文化的神往，乃至于有了参拜建阳麻阳溪畔的考亭书院、溪水中的沧州精舍的愿望，然而最主要还是被圣人刘刚中和他的伟大导师朱熹深邃无比的哲学智慧所牵引，以及被那些一心跟随导师为追求真理而奋斗的其他沧州诸儒们的精神所感动。于是就把此次考察课题由单纯的建宁客坊民俗文化之旅作一个意义重要的延伸。不错，就把课题定为“刘刚中和他的老师朱熹”吧。
　　　　　　　　　　　　　　　　　　　  （二）
　　　据查，建阳，位于武夷山南麓的福建最古老的五个县邑之一，是生活在中国中原的汉族人从晋朝发生“五胡之乱”以后历次中原大乱中避乱南迁的一些主要据点之一，也是刘刚中的先祖刘沼、刘楚、刘翱祖孙由京兆万年县洪固里南迁入闽的首站定居之地（当然也有说该支刘氏与王审知同时代南来，而我们采用的是大学者五夫里刘屏山先生亲自手订的说法，即以建宁县客坊乡龙门墨田刘氏的谱文记载。）实际上，建阳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闽中客家文化的摇篮之地。南宋绍熙二年，祖籍新安（古代徽州，今划入江西省婺源县），生于尤溪，成长于崇安县五夫里的62岁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在宦海失意、颇为心灰意冷的晚境中，十分悲痛地料理死于婺源的长子朱塾后事之后，寓居在建阳的徐市，这段时日里朱熹倍加思念起了父亲，为此决定余下的日子就定居在建阳这个能让他回忆起父亲朱松的神圣地方。他在美丽群山之中的考亭买下了房屋，写信给好友说：“此间（指考亭）寓居近市，人事应接倍于山间。今不复成回（武夷山）五夫，现就此谋人居，已买得人旧房，明年可移，目今且架一小书楼，更旬可毕工也。”绍熙三年迁居建阳，在崇安五夫里撰《告家庙文》中，进一步叙述了迁居的原因是为了完成父亲定居建阳的夙愿：“熹罪戾于天，幼失所怙，只奉遗训，往依诸刘（指到崇安县五夫里投奔父亲生前好友刘子羽、刘子翚兄弟和白水的刘勉之）卜葬卜居，亦既累岁，时移岁改，存殁未安，乃眷此乡。性亦皇考所爱赏而欲卜之地。今既定宅，敢虔告，以妥祖考之灵。”迁到考亭后，朱熹立即着手创办起自己一生中最后一座书院--考亭书院。创办考亭书院的一一九三年末，朱熹又接到朝廷任命，于是前往湖南潭州上任荆湖南路安抚使几个月时间，旋又于一一九四年八月五日迁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成为给宁宗皇帝讲解道学的老师。世事难料，担任皇帝老师职务的诏令下发仅仅四十六天后的闰十月二十一日，就遭到当朝奸臣韩侂胄弹劾被罢去官职。十一月月又重新回到建阳考亭讲学著述，从此真正息影山林。这位伟人从一一九三年至一二00年逝世期间（包括半年多一点的游宦时间在内），在考亭的八年时光里，最终完成了传承孔孟儒家衣钵的程朱理学思想体系的全面构建这一人类世界亘古未有的浩瀚哲学工程。
　　　　随着书院生员的日增，一一九四年末，朱熹在清澈的麻阳溪河中心一个小岛的沙洲上建造起一座授课的礼堂，起初命名为“竹林精舍”。很快又将竹林精舍进一步扩建，更名为沧州精舍，并自号沧州病叟，像每一次的架房上梁、做官上任、书院开张都要撰文祭告孔夫子等先贤先圣一样，这次朱熹依然亲撰《沧州精舍告先圣文》，就在这篇著名的文告中朱熹提出了自己发明的“新道统”论这一民族思想的伟大创新理论，“新道统”论在尧舜禹汤之上增加了伏羲氏等人文先祖，形成了一个“伏羲一神农一黄帝一尧一舜一禹一汤一文一武一周公一孔子一颜回一曾参一子思一孟子一周濂溪一二程及至朱子本人”的中国道统思想谱系，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天才地把儒家道统的根深挖到华夏远古伏羲氏这个人文始祖之处，把儒家道统的“道”溯源到《易经》这个华夏民族文化的活水源头之处，从理论上廓清了当时一度弥漫的民族虚无、历史虚无、文化虚无的思想阴霾，抵御住了佛教等西方异族文化取代中国本土文化和异端邪教泛滥的混乱局面，牢固奠定住了华夏民族的正统的儒家道学（程朱理学）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指导地位，昭示出中华民族无论是在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不需要搞宗教信仰，不需要所谓来自上帝的启示，无须书写在羊皮纸上的“摩西律法”，无须移植西方价值观念，中国人自有世代传承的核心价值，有伴随着民族的诞生延续至今的生命源泉，她就是千年不移的“道”、万世永续的“理”，她生生不息、与时偕行。
　　　程朱理学就是这样在国家命悬一线、各种思潮剧烈激荡的社会背景下有如东方明日破茧而出，在她即将走上延续八百多年的东方民族指导思想地位的前夕，与任何伟大的新鲜事物都必然要经历一个逆转或者波折的命运一样，迎来了十六年（一一九六年-一二一一年）黎明前的黑暗。由于持不同政见者韩侂胄姿意弄权，在他主政之下借皇权之力来打击迫害尊崇程朱道学的朝廷大员，一一九五年变本加厉地清洗程朱道学派官员的基础上，一一九六年进一步演变成为中国文化史上臭名昭著的“庆元党祸”，道学被诬陷成“伪学”加以禁止，道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被列入五十九个“伪学党人”的首列名单之内。举国之中，凡是涉嫌“伪学”的人员，均不得奢望于仕途举业，对于寄希望于“学而优则仕”的古代中国学子以及千千万万个期待科举光宗耀祖的士大夫阶层来说，确实是一记毒辣的狠招，他似乎断了“伪学”的后路。然而真理是不可战胜的，朱熹和他亲爱的学生们发扬历史上真儒的硬骨头精神，咬紧牙关，毫不不畏惧，与异端展开了艰苦卓杰的抗争，他们宁肯放弃功名，也不肯放弃圣人之学。在“党禁”风声最为紧张的1195年，朋友们劝朱熹遣散学生，关闭沧州精舍，朱熹一笑置之，一刻也不想停止沧州办学。除了在考亭讲学，他还徒步往返建阳与崇安之间，到武夷精舍讲学。即便几次危险紧逼，不得不离开沧州精舍暂避危难的日子，朱熹也是明则避祸，实则依然应学友、门徒之请借游览而开展讲学活动，足迹遍及古田、泰宁、福州以及江西铅山等地，所到之处无不留下春风雨露过化之功。为程朱理学伟大真理和掌握真理的伟大导师朱熹伟大的人格力量所感召，四方学子不远千里纷纷负笈而来，他们乐从朱子交游，无怨无悔。一时之间，考亭书院的沧州精舍群贤毕至，形成学术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考亭学派”。渡过最后难关之后，“考亭学派”中被称为“沧州诸儒”的朱熹学生们后来也都个个得附青云，赢得“理学家”的后世美名，彪炳在中华文化思想史册上永垂不朽。
　　　　　　　　　　　　　　　　　　　  （三）
　　　建宁县客坊乡墨田人刘刚中就是在这个时候的一个初秋季节，从“云际书院”（光泽县司前乡的云际，意为“高与云齐”，云际关山巍崖岌、林森路曲、峥嵘独致，常年云雾滚滚，云浪不停环绕而过，人在其上，飘飘欲仙。此地风景有诗曰：“凌空石蹬三千丈，匝地瑶林百万花。自有眼来方见此，直疑身已到仙家。”对于追求个体自在、逍遥、无待之游的道家来说真是个修身悟性的好地方，现在还有刘刚中的一支后裔居住在此地），手抱《周易》以及自己所感悟发明的见识文章，来到考亭游学于朱熹门下（抱《经》请益），成为“沧州诸儒”之一的。第一次到见朱熹，朱熹问刘刚中读的是什么书？治的是什么学问？刘刚中先生就将自己平生所治学问和对《周易》理解方面的见解、疑问一一请教（及游朱子之门，先生以所业请质）。他首先说明自己接受的是家传儒学，但也对黄帝和老子的清静无为思想来治理国家的政治学说以及东汉时期黄老政治学说与神仙学相结合产生的道教思想有所研究，读书也包含老子、庄子、荀子、扬朱等人的典籍。而近来在学问上遇到许多困惑，往往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发明时，就一一记录起来。接着就递上新作《西汉奇语》，向朱熹汇报了自己对儒家王道思想及道统传递理论观点的心得（尝读老、庄、荀、杨之书，有所得皆为发明）。朱子听后对他做了肯式肯中的批评，说老子、庄子之说明哲保身而且多有故作神秘之举，荀子从判定“人性本恶”出发失去了对人性美好的希望从而显得过于悲观，扬朱鼓吹“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实在是重身轻物的自我主义极端表现，“老、庄之学”会败坏世人的心术啊（朱子曰，老、庄坏人心术）。但他却并没有因为刘刚中曾经学的是老庄之学而将其拒之门外，相反，对于这位特别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年轻人能够追本朔源，抱《经》前来向他求教这一渴求知识的精神大加鼓励。朱熹知道，许多正统思想的领军人物在其开始思想之旅时，往往是会出入多个门道，甚至于从作为一个异端开始的，他自己本人也曾经受到早期老师的一些思想影响，出入佛老思辨多年。他对刘刚中说道，你现在既然来跟我学，就要一心一意专注于道学，这样才会学有所进，我为你取个字叫“近仁”吧，记住这是取自中庸“力行近乎仁”、“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朱子易其字曰近仁）。 不久，刘刚中就在沧州精舍与朱熹第一高足兼女婿的黄干（字勉斋）成为了切磋琢磨学问的挚友，一起研磨导师的核心学说“太极本体论”与“理一分殊学”， 主张“居敬立本，穷理致知，克己灭私，存诚致实”，以达到维护社会伦理秩序道德纲常的目的（与勉斋为友。以上引文均见《宋元学案·沧州诸儒学案·云濠案》。
　　　有一天，黄干告诉朱熹，年轻学者刘刚中是主动放弃当年乡荐，丢掉考取进士的机会来到考亭求学问道的，运交华盖的朱熹老先生听了愈发感动。（在这里有必要补充一句，延续了十六年的庆元党禁被解除的第一年，即一二一一年，刘刚中先生第二次乡荐参加会试，荣登了嘉定三年赵建大榜进士第十三名，同年被朝廷授予湖北武汉重镇汉阳丞这一重要职务、与好友汉阳知军黄干共同努力，修复早在一一二二年宣和年间就已经溃坏的汉阳城墙及守备设施，政绩卓著，升任兰溪令。）朱熹在卧榻上向侍候在侧的刘刚中问道：你来跟随我学习，是谁叫你来的呢？（“子来从吾游也，谁使之？”）刘刚中来到坐席前恭敬跪下，肃然回答道：是我家曾王父（曾祖父的父亲）开封府尹刘冀召唤我来的，北宋徽宗宣和年间我家府君京城河南开封府尹，宋室南渡之后，竭力谏阻与金人议和没有被高宗皇帝采纳，内心每时每刻都在为不能收复中原迎回徽钦二帝以一雪靖康之耻而深抱遗恨，绍兴戊午（1138年）受奸臣秦桧迫害，无奈归隐建宁县客坊墨田云峰山下。临终之前，嘱咐后人说道，自从福建将乐人扬时成为二程洛学的主要传人，在福建为中心的东南倡导道学以来，道学从中原转而在闽中得到迅速的发展传播，将来能够有希望超越于群儒之上而成为一位集大成者，莫非就是我故交朱松韦斋先生的公子沈郎（朱熹乳名）吗？将来你们中有志于道学的子孙可以前往去向他拜师学习。（刚中避席前跽曰：“曾王父河南开封府君使之也。府君官开封府尹，南渡，力阻讲和不得，每恨不能雪耻报仇，归隐墨田云峰山下，易箦，属後人曰：‘闽自杨龟山倡道东南，进而益上，超群儒而集大成，其在朱韦斋公子沈郎乎？尔辈可往就学。’）接着刘刚中向朱熹诵读先祖刘冀《云峰诗抄》中的两句述怀诗：我内心深处有无穷无尽的遗恨啊，辜负了徽钦二帝的皇恩，没有能够实现一雪靖康之耻收复中原的志向；我道学事业也没有获得进展与成就啊，不能亲自将师门所学的“二程洛学”加以发扬光大，以致于愧对后来的子孙（ 先生为诵府君述怀诗曰，抚心有恨辜君国，学道无成愧子孙）！朱熹听后感慨良久。他依稀想起了绍兴十八年(1148年)，也就是自己十九岁荣登进士第的那年，在崇安五夫里刘子羽先生为他母子所建的紫阳楼里，见到过这位魁梧矍铄的老人，人们叫他开封（名冀，字伯广，一0七四年-一一五五年，开封名宦，二程洛学学者，谥号“精忠世遗”，追封韩国公，著有《云峰集》），当年曾经和父亲朱松（字乔年，号韦斋，一0九七年-一一四三年，著名儒家学者，师从程门高足杨时的弟子罗从彦，谥为“献靖公”，著有《韦斋集》）同朝为官，是父亲的同道好友，也是抚养教导自己成长的刘子羽（字彦修，一0九六年-一一四六年，力主抗金的爱国将领，著名儒家学者，谥为“忠穆”，后改谥“忠定”，追封魏国公）、刘子翚(字彦冲，号屏山，一一0一年-一一四七年，潜心研究儒学与《周易》，涣然得道)以及岳父刘勉之（字致中，号白水，著名理学家，师从二程弟子涪陵人谯定，谥为“简肃”，著有《草堂文集》）的同宗和莫逆之交。刘开封的境遇令他进一步想起了父亲韦斋先生同样因不附秦桧和议，窜逐山林，郁郁而终的悲凉情景。更为令人敬佩不已的是，刘开封尚能深明闽学源流，弥留之际仍然念念不忘伊洛道学，盼望子孙继续努力，这真是至为难能可贵的啊。业已年迈的朱熹，嗟叹不已，心潮久久不能平静（晦翁嗟叹不已。以上均见《宋元学案·沧州诸儒学案·附录》）。接着朱熹又谈到了刘刚中的祖父刘孝恭（字政三，一一三一年-一一六一年），比他年幼一岁的同比举人，他因为患病没有足够的体力参加完连日累夜的京城会试，不然可能就是比他还要年轻一岁的十八岁进士啊。俊美而忧郁的政三公子，当年自恃甚高，诗从江西诗派，同时又是心性学派年轻有为的学者，在京师读太学时，曾拜赐进士出身、中书舍人、南宋著名道统学家，寿州紫薇先生吕本中为师。还曾向自己的业师，屏山先生刘子翼请益从《周易》进入道学之门坎，向当世著名闽派理学家白水先生刘勉之温习伊洛心学传导之术，刘政三在建阳向黄老太医求治的两年多时间里，就住在白水，白水是朱熹岳父的家乡，因此他们两个年轻人之间就多了几次学识交往并且产生了友情，三年后（一一五一年）二十一岁的刘孝恭再次奔赴京城参加会试，顺利登上辛未科赵逵榜进士第，同年走马出任惠安县主簿职，二十二岁的朱熹自己也是在这一年接到朝廷任命出仕任同安县主簿的，在县主簿任上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相类似的兴办县学举措以及铁面般严厉地治吏手段，可惜这位寿州紫薇先生吕本中的高足、屏山先生刘子翼的传人短暂任职就又因病告假，在获得重要职务提升的机会面前，年仅三十一岁就英年早逝了。望着眼前这位学生，在他的身上似乎隐约感觉到了一种久违了的酷似政三公子的桀骜气质。啊呀，竟是契友政三的仲孙（排行老二的孙子），朱熹的眼眶可以想见已经湿润了。
　　　　　　　　　　　　　　　     （四）
　　　朱熹的学生是如此众多，刘刚中跟随朱熹游学前后六年，总共还不足五年，竟然能够得到朱熹高足美誉，并且在众多的刘氏弟子中被人们称作朱门“四刘”之一，与跟随朱熹多年且负有盛名的理学大儒刘火仑、刘砥、刘砺相提并列，实在是极大的荣幸。人们普遍认为这与他的勤奋、好学、发明感悟能力超群，以及他同朱门弟子中最著名的勉斋学派持有相同理念大有关系。在新旧省府县志、《宋元学案》、《辑校学人物志·注朱子门人》、《闽学渊源·四库全书目录提要》、《朱在文集》等历史典籍、文献中都留下了他的印记，其不朽名著《师友问答》、《西汉奇语》、《疑梦篇》得于流传后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编写的理学巨典《宋元学案》详细记载了“朱门十问”。此处不妨摘录闽学开山祖扬时家族后人扬陵新近发表的一段论文章节，以此提供给具有一定阅读兴趣与理学理解能力的读者，复原当年沧州精舍刘刚中先生向老师朱熹请教的情形：
　　　第一、向朱熹问入道之门：
　　　刚中问：“大学一书，包孕圣功王道，何以云初学入德之门”。
　　　朱熹曰：“凡人居处，有门必有路，识得路，方到得门，到得门，方升得堂，入得室，大学纲领条目，是门也，本末先后，是路也，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是堂也，明、新、至善，是室也。初学便学论语，望洋向若，无有涯涘，如何循途历级，从容驯至，扶进高深，若不得其门而入。将伥伥乎其何之。”
　　　这大概是刘刚中初见朱子时的提问，以为大学规模广大，如何却为入道之门，朱子一向主张为学顺序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用功最深，以为学者根基在此，读书必先明白门径，正所谓，读圣贤书，立修齐志，升堂入室，此处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平天下比喻为堂，亦即学问堂奥，而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为入室，说明刘刚中初见朱子即从师门把握到了为学的根基所在。
　　　 第二、问学问之道。
　　　刚中问：“人不学不知道，学在读书上见，道在行事上见，必读书然后可行事与？”。
　　　朱熹曰：“固也，然学即学其道，非作两截，无论读书，无论行事，恁地皆是道，恁地皆是学，果于经史典籍，潜心玩索，日用云为，细意体察，自能穷天下之理，致吾心之知，岂谈空说玄之谓道，钩深索隐之谓学哉？”
　　　此处我们看到，刘刚中对于读书在何处用力产生了疑问，亦即所谓学而时习之，习之于何处，朱子明确表示必须老实读书，勿悬空说理。这与朱子的一贯立场相符，潜心玩索，日用云为，正是从事于字句文义之间，体察于日用平常之际。
　　　第三、问如何复性。
　　　刚中问：“为学工夫，须是有起端处，人心之五常，犹天运之五行，迭相为明，循环无端，初学复性，从哪一端下手？”
　　　朱熹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人而智，则见理明，恁地欲为仁，便认真有个仁，欲为义，便认真有个义，欲为礼，便认真有个礼，欲为信，便认真有个信，因物所照，审端用力，知得去向，自不迷于所往。易文言曰，体仁足以长仁，利物足以和义，嘉会足以合礼，贞固足以干事，仁义礼信而不及智者，智居乎其先也。”
　　　此处刘刚中问为学复性工夫，须从何处下手，朱子答云智居乎其先，必先认得理明，知得去向，自不迷于所往，所谓趋向正，实有之，则庶几矣。
　　　第四、问主敬与致知。
　　　刚中问：“伊川涵养须是主敬，进学则在致知，主敬致知，殆亦非两截事与？”
　　　朱熹曰：“主敬则心静，致知则理明，心静理明，知以涵养而益深沉，然敬非终日危坐，游心淡泊，必有事焉，神不外驰，而说心研虑，时时有新得也。”
　　　刘刚中对于所谓程门指诀，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为二为一产生疑问，朱子指示二者交相并进，相养相得。
　　　第五、问主敬与主静。
　　　刚中问：“周子主静，程子主敬，二说各愿闻其大概。”
　　　朱熹曰：“屏思虑，绝纷扰，静也，正衣冠，尊瞻视，敬也，致静以虚，致敬以实，然此中皆有诚实工夫，岂摸形捉影而得，周子静，则礼先乐后，程子敬，则自然和乐，和乐、礼乐，非尔所及，但时时收敛，将身心摄入静、敬中，正心诚意，久之自有进步处。”
　　　刘刚中问主敬、主静之大概，朱子答云二者无论内外，皆有诚实工夫，所谓收敛，收拾放心，久之自有进步。
　　　第六、问知行。
　　　刚中说“刚中自思尊闻行知，奈一日之间，闻而知之者分数多，尊而行之者分数少，因想子路有闻，未之能行，惟恐有闻，直是学不得底。”
　　　朱熹曰：“天下事理，有为吾所合知合行者，闻斯行诸可也，如此事知其当如此行，值事不我属，如何拿定要行，若遇行事时，苦于窒碍，则又不可无知妄作，或商以师友，或证以古今，又何尝不是尊所闻，行所知。”
　　　刘刚中问苦于知多行少，朱子答道相机行事，不可卤莽无知而行，才是尊所闻，行所知。
　　　第七、问仁。
　　　刚中问：“程子言仁曰心，譬如种谷，生之性，便是仁，阳气发处，乃情也。”
　　　朱熹曰：“岂惟谷种，凡果实核内，其中心皆曰仁。”
　　　刚中又问：“医家谓手足痹痿曰不仁，其形象不与谷种果核反对？”
　　　朱熹曰：“仁是性之生发流通者，谷种果核，能生发也，手足痹痿，不流通也。” 
　　　此处问答涉及明道先生识仁篇以来一贯思想，尤其是医家谓手足痹痿曰不仁，而能天地人我万物一体，或近乎仁。
　　　第八、问义利之辩。
　　　刚中问：“义利之辨，为吾儒第一关头，学者讲求有素，所见非不分明，及处事却又模糊，何也？”
　　　先生曰：“祗缘见不分明耳，若分明，如薫莸触鼻即闻，旨否入口即觉。”
　　　刚中曰：“然则向所见为义者非义，见为利者非利乎？”
　　　朱熹曰：“此又何尝不是，只见其大略，曰此是义，此是利，究竟几微分际，尚未甚黑白。”
　　　刚中曰“几微分际何在？”
　　　朱熹曰：“在公私间，以公心出之，利亦是义，以私心出之，义亦是利。”
　　　刚中曰：“若是，公私在心，义利在事，心不应事，事不应心，奈何？”
　　　朱熹曰：“大学戒自欺，求自慊，知之真，行之力，不待处分其事，一动念，早自义利判然，至若舍利取义，已属事后应迹。”
　　　刘刚中心喜，称快而退。
　　　第九、问迁善改过。
　　　刚中曰：“敢告先生，某向年于众情酬酢之地，口虽不言，私下一一对勘，常觉得自家侭有好处，别人侭有不好处，今虽渐减，亦时或微微有此意思。”
　　　先生厉声曰：“是慝也，是最不好，如何反说自家侭有好处。”
　　　刚中怃然，为间曰：“先生何以教之？”
　　　朱熹曰：“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
　　　第十、问遗事。
　　　李方子、黄直卿与先生侍，晦翁左顾右盼，已而徐语先生曰：“尔辈用工夫，不要把合底事看得惊惶，只当做日用饮食，人生本应如此，元初离不得，有事勿正，略著一形象，生一计较，不急遽即惰慢，忘助两病症，一时俱到矣。”
　　　以上“十问”为主体构成了《师友问答》的主要内容，现存的《师友问答》二十三条被《宋元学案》分别移入《晦翁学案》、《沧州诸儒学案》、《伊川学案》、《横渠学案》、《范吕学案》、《蜀山学略》。
　　　　　　　　　　　　　　　　　　　　 （五）
　　　在对考亭、沧州书院、朱熹、刘刚中、沧州诸侯儒做了如上文字资料的考察介绍之后，我们就此回到沧海桑田的现实中来。
　　　考亭，距离建阳城区不到十公里，驱车不用10分钟。如今这里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参天大树，更听不到东边山上野兽的咆哮之声，无法想象刘刚中、黄勉斋、李燔、张洽、李方子、杨揖、杨仕训、王遇、刘矾、刘砥、刘砺、李道传、胡伯履、詹初、余元一等论道饮酒的情形。在冬日的寂寥中，一座高大孤零的石牌坊树立在公路旁边，楷书写着“考亭书院”四个大字，至于“竹林精舍”和“沧州精舍”则渺不可稽焉，甚至连土著的乡民也语焉不详了。 牌坊后面有一座小小山，山坡修筑了数百级石阶，直通山顶，山顶上有一座仿佛是宫殿式的建筑，屋顶琉璃瓦在烈日的照射下煜煜闪光，只一间厅堂，面积很小，摆了一张案桌后，就十分局促了，除了房柱上朱熹的四句治家名言：“读书起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之外，也没有任何与朱熹有关的其他物件了，一般介绍性的文字资料和图片说明甚至也都匮乏，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儒学式微引发 “十年文革”浩劫之后，中国民族的正统文化命运的一个缩影。查阅有关资料表明，历史上的考亭书院不在此处，也非此样风景，它已经被淹没在远处淼淼的水库之中了，水底应该就是昔日的麻阳溪畔以及河中的沧州岛，那里曾经有礼堂、食堂、宿舍、亭台、水榭和操场，还有一个宏大的跑马场，甚是气派的。如今，站在没有了考亭书院的考亭，没有了沧州精舍的书院，顿生河洛之感，呜呼哉！唏嘘哉！
　　　幸运的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已经把沧州树的来历搞清楚了，这显然是理学名儒刘刚中在考亭的沧州精舍求学时期带去的一棵纪念树，目的是效仿在麻沙手植樟树以卜后嗣的入闽先祖，以沧州圣地的樟树种苗栽种在自己的家乡客坊，希望子孙世世代代不忘光大圣学门楣、传承书香门第。
　　　和刚来时希望得到考察的实证而显得失望有所不同，此时的我以及连日陪同我考察的几位洋溢着强烈民族主义思想色彩的刘刚中先生的后裔，在当代复制的考亭书院山头上向着远方眺望，心情似乎完全沉浸在对于道学或者称理学这一东方民族伟大思想的理解中。必须向世人强调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刘刚中的这几位后裔显然和不少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一样具有不可低估的思考功底，表面上受到邓小平现实主义哲学的巨大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熏陶，对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拿来主义”的态度是开放的和辩证的，另一方面骨子里都继承了与生俱来就浸透了的“天理循环、流行不止”的思维方法，他们看待中国文化的发展命运是愈来愈自信的，认定了中国的道统只有间歇，不会中断，更不会消亡。在他们的世界观里，中国正统的民族文化，确切地说是儒家思想，就像是身体的经络，不需要用看得见的实物、实证来证明，他们之所以还活着就是因为他们的经络依然在周天运行，他们之所以在日益强大就是因为他们的任脉督脉阴阳协理，从大汉、大唐、大宋、大明的历史经验中有理由相信，通过吸收与自强的中华民族将会在共和百年之际实现其伟大的复兴，中国本土正统哲学思想将届时将当仁不让地回归国家的指导地位并对人类世界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明白了这点，就明白了当代西方人久久不能解释的中国快速崛起的真相所在，这对我们西方文化或许是个悲哀。
　　　用含泪的微笑来形容乐观主义者是最为恰当的。在离开考亭之时，我提议同行的这几位并不得志的墨田诸刘，以他们特有的虔诚而悲怆的表情诵读他们先祖的导师朱熹写于运交华盖之时的苍凉词作--《水调歌头.沧州歌》：  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谁知天路幽险，倚伏互相酬。请看东门黄犬，更听华亭清唳，千古恨难收。何以鸱夷子，散发弄扁舟。 鸱夷子，成霸业，有余谋。收身千乘卿相，归把钓鱼钩。春昼五湖烟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外尽悠悠。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
　　　是晚，木活字印刷的《宋元学案》油墨的芳香飘溢着饭店三层楼里的几个房间，也许就是这个缘故，我在夜里梦见了一棵瑞樟并且开满了黄花。似乎也很奇怪，其他诸刘们也都梦到了樟香沁鼻的沧州树。于是一刘向我借机讲述了一个真实的传说，在今陕西省岐山县刘家塬村的学校内也有一棵非常让人敬仰的树，叫甘棠树。当年和周公同代齐名的贤臣召公为了辅佐幼主周成王，长年在民间基层巡行以布文王仁政，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每到一地，召公只在路边的树下搭个草棚办公和宿夜，不去打扰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召公去世后，老百姓长久而深情地怀念他，对曾经为他遮荫的这棵甘棠树也加倍爱护，不忍砍伐，还编起歌谣，一代代唱颂召伯的功德。孔子极其敬重这位先贤，就把这首歌谣收录到了《诗经·周南·甘棠》里 ：茂盛的甘棠树啊，因为召公曾经在这里办公过，不要把它伐了，也不要伤了它的树枝；把甘棠树好好养护着啊，因为召公曾经在这里休息过，别让它枯死了；一定要好好地侍弄它啊，因为召公曾经在这里住宿过（《诗经·周南·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甘棠遗爱”的典故，那么沧州树的典故该如何演绎呢？好吧，为了表达对圣人朱熹沧州办学以及理学家刘刚中手植樟树的怀念，就将此文题目写做《沧州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