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2日上午，笔者来到浙江大学，采访了现任国家教育部部属高校巡视工作特聘顾问、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主席张浚生先生。说明来意，他热情向笔者介绍了人生一些不平凡的经历。

红色土地上成长的好学生

1936年7月，张浚生降生在福建省长汀县。这里自汉代开始置县，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建汀州，成为福建五大州之一。自盛唐到清末，长汀均为州、郡、路、府的治所，是全国100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它既是最具代表性的客家人聚居地，被称为世界客家首府，更是中国革命的老区：1929年3月，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中央苏区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机关设在这里，而且毛泽东1930年写的《如梦令.元旦》一诗中的“宁化、清流、归化”就是汀州府属的3个县；1932年春，中共闽粤赣省委（福建省委）机关也设在这里，罗明、刘晓、陈潭秋、刘少奇等先后任省委书记，周恩来也居住在这里；同年４月初，毛泽东、周恩来等曾在这里召开攻打漳州的军事会议；中共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1935年6月18日也牺牲在这里，所以这里是一片红色的土地。

张浚生的高祖、曾祖是康熙年间四、五品的道台类高官，曾被派往台湾平过乱。到了他祖父这代开始衰落，从事造纸工作。他的父亲本是私塾老师，后因生有6个孩子，养活不了一家人，就改行做裁缝。父亲不仅裁缝手艺好，还能烧一手好菜，周围邻居家有什么红白喜事，都会请他去帮忙掌勺。父亲也是知书达理之人，书法不错，邻里还经常请他写对联。父亲坚持诗书传家的客家人的优良传统，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有空就教他背诗写字，让他较早就受到了启蒙。

1942年，张浚生进入小学读书。1948年，他考入了福建省立长汀中学（即现在的长汀一中）读初中。该校的前身为龙山书院（建于1681年），新学创办于1904年，办学百年来，秉承历史文化和客家文化的传统，历经土地革命的洗礼、厦门大学内迁这里的润泽，逐渐形成了清纯厚重的文化底蕴、爱国至上的光荣传统、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民主鲜活的教风学风，先后培养出了著名校友张鼎丞、陈丕显、杨成武、刘亚楼等6位共和国上将和国家领导人，张存浩（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业键等两院士，张浚生、谢先文等则属于出自该校的一批党政高级领导干部。

1948年底，张浚生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不久，母亲又在外劳作时摔伤失去劳动力，由于家境困难，1949年下半年他就辍学了。好在1949年10月长汀县解放，加上他大哥在抗战时期就在地下党员的引导下参加了宁波四明山东浙东游击纵队，后来转战江北、山东等地，在我军第九兵队任职，他作为军属在1950年春季再次入学，他很快就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就担任长汀中学初中部的团支部书记。1951年，年方15岁的他还当选长汀县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积极参加土地改革等宣传活动，《新长汀报》还报道了他的事迹。初中毕业后，张浚生又考入长汀中学的高中部学习。他在初中时参加全县作文比赛，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到高中后，他又读了《新文艺丛书》《新文学全集》等大量书籍，开阔了视野；他写作文经老师同意不按老师每次出的题目写，而是写了篇《从鲁迅的小说看鲁迅的思想》长文章；他的数理化成绩也很不错，没有偏科情况。由于他思想表现好，学习成绩佳，又当选校学生会副主席和团总支宣传委员，并先后参加了龙岩地区和福建省的团干部训练班，成了学生中的领袖人物，学生参加高考、体检，都由他和老师一起带队。

在回忆在故乡那段受红色教育的岁月，张浚生颇有一番感慨，后来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赠给毕业分别的同学：“人已别矣情仍留，各自东西把国酬；社会主义理想好，万里鹏程君自筹。”

浙江大学培养的年轻干部

1954年夏天，张浚生高中毕业。当时正逢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尽管他爱好文学，但为了服务祖国的经济建设，当年参加全国高考统考完试时，他填志愿毅然选择了工科，并选了哈工大、浙大和交通大学。《厦门日报》曾作过他服从祖国需要的报道。因临考前哈工大不在福建招生，他很快被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系光学机械仪器专业录取。他与家在上海的杨惠仪（后来成为他夫人）也是同时被浙江大学录取，名字均刊登在1954年8月15日的上海《解放日报》上。

到浙大机械系光学仪器54（1）班就读后，张浚生本不想再担任学生干部，而是想静下心来学习。但半个月后，校团委的领导从档案中了解到他以往的情况后，又让他担任了班级的团支部书记。由于他一边认真学习，一边积极参加学建国5周年庆祝活动的筹备工作，后来得了严重的胸膜炎，住了3个星期的院他就坚持继续上学了。1956年8月，他又入了党。从三年级开始，他当选了全年级8个班的团总支书记。学业与政治能力俱佳的他，成为当时培养“双肩挑”学生的典范。

1958年大学毕业后，张浚生作为光学仪器专业的3名留校的学生之一，成为一名教师。浙大学风的“求是踏实”给了他最深刻的影响，“大跃进”开始后，为了贯彻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而是把浙大机械系的实验工厂办成了机械厂，将光学仪器专业的光学玻璃工艺学的实验室改成了一个车间，为相关单位磨制望远镜、显微镜的镜片。随后，系教研室要他接替缪家昇老师开设的光学玻璃工艺学这门课，他担任了车间主任和系教研室秘书。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来浙大视察，也到过光学仪器车间，还与他等车间干部合过影。

在教学中，张浚生非常注重工科学生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不仅自己在南京测绘仪器厂做农用水准仪实际课题，而且还在1965年与另两位老师带领25名学生到南京大学，替南大天文系设计太阳望远镜。1966年因“文革”原因太阳望远镜没造出来，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生产出来，1982年通鉴定，先后获得了江苏省和国家科技成果二等奖。

“文革”前，张浚生兼任专业党支部书记。“文革”中，因为他觉得林彪、“四人帮”提出的“砸烂一切、打倒一切”不符合毛泽东的指示，所以他不去参加运动，不去批斗“当权派”，而且还同情有些学校的老领导。没想到不久他竟然被打成“保皇派”，还被作为炮打林彪的嫌疑分子，不仅自己挨了批斗，而且和妻子杨惠仪女士都被下放到临安境内的浙大“五.七干校”劳动。即便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他也没有完全荒废业务，而是悄悄看了一些红外和激光技术的书籍。1973年，林彪反党集团倒台，他恢复正常工作后就在浙大组织筹建了激光专业。他在教学中先后开设光谱仪器学、激光技术和仪器等课。浙大的光学仪器等专业有些是全国独一无二的。这期间，他本人也译著了《原子吸收光谱测定法及其应用》《光谱学辞汇》《近代光学测试技术》及—批学术论文，并升任副教授。由他负责主持机械部分设计的太阳塔及多波段太阳光谱仪，获得了国家科技二等奖。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十年“文革”结束。由于张浚生在“文革”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与林彪、“四人帮”作斗争。1978年，他担任了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光学仪器工程学系党总支书记，并以全国科研先进单位代表身份，出席了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1980年学校召开党代会，他担任了校党委副书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选拔干部要做到“四化”。1981年，中央要选拔一批干部，也就是“第三梯队”。因他符合“四化”要求，浙江省委就把他选送到中央党校第二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了一年。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浙大后，1983年经组织调动他到杭州市担任浙江省委委员、杭州市委副书记，并兼任杭州市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等职。从此，他告别了长达25年的学者生涯，作为一名年轻的干部步入政坛。

香港分社的优秀副社长

正当张浚生在杭州市委勤勤恳恳地在杭州市委干了一年多时间后， 1984年10月的一天，时任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厉德馨在一次会后叫领导班子的成员留一下，并向张浚生传达：“中央组织部指定调你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原来，1984年9月，《中英联合声明》草签后，为保证香港政权平稳过渡，需要增派一批年富力强、文化素质高的领导干部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

说实话，当时张浚生在杭州市委工作也适应了，各方面关系处理得也挺好，他并不想调来调去，便找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王芳汇报自己的想法。王芳告诉他：“省里已跟中组部协商好，同意借调两年，你就当去香港留学两年吧，到时还可以再回来。”既然是祖国的需要、中央的决定，张浚生就服从中央的安排，办好各种手续于1985年7月告别了妻子儿女，独自前往香港工作。

新华社香港分社是当时党中央、国务院派驻香港的一个工作机构，在香港回归前承担了一些重要职能。张浚生香港后，先后担任香港分社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但不管职位高低，他都把国家的需要放在首位，把个人的名利抛在脑后，每天忘我地开展工作，与香港的媒体建立了良好的联系，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1987年他借调两年期满后，浙江省委想把他要回来，香港分社却不放了，打报告给中央批准后，于7月任命他为香港分社副社长，主管新闻、出版、科技文化、教育、体育等工作。后来另一位副社长乔宗淮调走后，他还兼任了香港分社的外事工作，年过半百的他迎来了他一生中最忙的日子，他一人相当于干了两个副社长的事。

在1984年12月《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和生效前后的一段时间，中英两国的关系还比较好，但在1989年那场风波过后，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了制裁，有的西方政客也不想看到香港顺利回归中国。特别是1992年7月9日彭定康出任第28任港督后，他经常到香港的有关团体、单位甚至是社区去发表一些不利于香港稳定过渡的言论，搞了一系列反《中英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英双方通过协商达成的一些协议使原来中英相互合作的格局逐渐遭到破坏，中英关系也由基本合作走向了对抗。

为了应对彭定康等西方政客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做法，1992年10月新华社香港分社就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并由张浚生兼任新闻发言人，针对港督彭定康的“三违反”言行，张浚生代表中方进行了有理有节的反驳。他回忆说：“当时斗争真是激烈，彭定康上午讲，我就下午讲；他下午讲，我就晚上讲，甚至有时他前半小时讲，我后半小时就回应。后来彭定康曾托人传话说，张先生能不能少讲他一句。我回答说，你不讲我也不讲，你讲了我就必须得讲。” 在无数次记者招待会上，张浚生口若悬河，面对频频的照相机闪光和记者连珠炮似的提问，他举止儒雅得体，从未有过失态。香港民众对他这一点很钦佩，在他离任香港返回内地时，中国通讯社特意赠送他一块纪念牌，上书八个大字：“缜密灵活，言多不失。”在他的有理有节有力的批驳下，在英国政府官员中被称为“最会做群众工作”的彭定康也无可奈何、难以招架。 香港有一家杂志为了吸引读者，还专门开了个专栏叫《肥仔张周记》，“肥仔张”就是指张浚生，因为他比较胖一点，故称他“小胖张”。而彭定康叫“肥彭”，杂志每个星期画3幅漫画，专门介绍他这个星期干了点什么，非常引人关注。

在香港期间，张浚生广交朋友，利用参加各种社交活动的机会做香港各界人士的工作。他说：“我在香港的工作任务很明确，就是按‘一国两制’的方针，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使香港平稳过渡。有利于这任务完成的事就去做，该交往的就交往，该表态的就表态，因为我没有私心，更不谋私利，心中自然没有什么顾虑。因此与香港上层社会的名流私交甚密，像董建华、范徐丽泰、金庸、邵逸夫、马临等，都是他的好朋友。金庸先生到北京见江泽民、丁关根等中央领导，就是他陪同前往。邵逸夫先生回内地捐资办学，也是张浚生陪他跑了大半个中国。在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的办公室里，挂着张浚生书写的一付对联：“忍一刻则百事易处，退几步方千里可行”。 范徐丽泰介绍道：“张社长在香港回归后准备回到浙江工作，我说社长啊，你能不能赐点墨宝给我，他就问写点什么东西？我就说我这人脾气太急，写点好像是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一类的东西吧，所以他就写了这一副对联送我。有的时候，我工作中遇到火气上升的事情，就看他这个作品，心情就会平静下来。”张浚生与新闻界、文艺界人士的关系也非常不错，甚至在娱乐圈也有许多朋友，因为他认为，虽然娱乐界多不参与政治，但他们的背后有着成千上万的观众，而更可贵的是香港的娱乐界名人多有着爱国之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尊重他们也就是尊重香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也使得香港市民对我国政府将保持香港生活方式不变更有信心。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 ，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五楼大会堂隆重举行。6月30日23时42分，交接仪式正式开始，中方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英方查尔斯王子、首相布莱尔、外交大臣库克、离任港督彭定康、国防参谋长查尔斯·格思里，同时步入会场登上主席台主礼台。作为中央代表团的副秘书长，张浚生也在主席台上就座，参与了香港回归仪式的全过程。6月30日11时59分，英国国旗徐徐降下；7月1日零时1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冉冉升起。在这当中“末代港督”彭定康流下了痛苦不舍的眼泪，而张浚生则眼含喜悦的泪花，见证了祖国洗涮百年耻辱的庄严时刻。作为一个为香港回归祖国工作了十多年的华夏儿女，他为祖国的不断强大和香港的顺利回归感到无比自豪。

浙大四校合并的领军人物

香港回归祖国后，张浚生身上的重任也已完成。根据中央的安排，他可以到全国人大或全国政协任职，或者回到浙江省人大、政协任要职，但这时浙江大学四校合并工作还缺个领军人物。在一次去新加坡访问的飞机上，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也是浙江大学的老校长路甬祥，向主管全国教育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推荐了张浚生，得到了李岚清副总理的赞同，并由时任教育部长陈至立代表组织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出面负责筹建工作。

浙江大学四校合并涉及到浙江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杭州大学这4所高等院校，且校区分散在杭州4个地方，建制各不相同，有的专业设置重复；4校教职员工多达1.5万人，有一种形象的说法是“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各校情况错综复杂，要合并可以说千头万绪，担子重、困难多，有的人甚至认为要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怎么办？ 张浚生反复考虑了一段时间，最后他同意了。因为他考虑到国家科教兴国的战略，需要有一批高水准的大学培养高水平的人才，且他是浙大培养出来的领导干部，对浙大有很深的感情；浙大四校合并，也是老校长刘丹和他等许多浙大人的心愿，这次回校也是去圆了老校长的一大心愿；还有就是他对浙大的情况熟悉，加上自己在香港这么复杂的环境中工作了13年，克服了很多困难，解决了不少问题，所以他还是有信心和能力挑起这副重担的。

1998年4月，张浚生调任浙江省政府特邀顾问、浙大四校合并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筹建小组组长，他与潘云鹤校长等11位原4校的老领导一起，开始了新浙大筹建工作，他们深入到教职员工中听取意见，并召开了80多次座谈会，征集到200多条建议，进行研讨、论证和筛选，好的就采纳，仅用了4个多月就完成了筹建任务。1998年9月15日，四校合并组建的新浙大隆重举行成立仪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为新浙大题了词，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岚清、何鲁丽、钱伟长等以及海内外各界人士和校友代表等2000余人出席了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会上向世人宣告：四校合并后的新浙江大学成立！

张浚生在同一天被中央任命为新浙大党委书记后，就团结带领一班人，积极探索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提出创建一所“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以凝聚全校师生，并制定了五年打基础、十年见成效、到2017年也就是浙大建校120周年左右实现奋斗目标的发展规划。为了尽快实现校内机制融合，他每年确定一批重点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学校发展。并校之初，他坚持人、财、物、教学、科研“五统一”。结合并校实际，他以精简、高效为目标，大胆果断地调整校内管理机构，以“科学性、合理性和前瞻性”为要求，改革学校的院系和学科设置。他重视和加强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经常深入学生、教师、干部中间，听取意见，调查研究，帮助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积极营造良好的教书育人环境。有一次，他到浙大高分子系看望中科院院士、浙大教授沈之荃，发现沈院士的实验室条件很简陋，4个人挤在一间办公室，连直线电话都没有。回来后他当天就要求有关部门尽快为沈教授办公室装上电话。有一次，华家池校区有几位女生向学校反映住宿方面的问题，他马上专程前往解决她们的问题。他还注重学生全面素质培养，提出新时期大学生应具备“崇高的理想、高尚的品德、宽厚的基础、卓越的能力、踏实的作风、健康的体魄”的育人理念。

在创办世界一流的大学中，张浚生还充分利用自己在海内外特别是香港特区的影响和人脉，1999年5月聘请了定居在香港的我国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担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因为他很早就读过金庸的《笑傲江湖》等武侠小说，到香港去之后就去拜访金庸，跟金庸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金庸后来不写小说了，表示以后很想做一些研究工作。他与当时的校长潘云鹤商量了之后，就打电话给金庸先生请其到浙大人文学院当院长，金庸先生欣然接受。接着，浙大又陆续引进了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柏林工大等世界名校在内的一大批国际顶尖学者，极大提升了浙大的国际影响力。他还请邵逸夫、曾宪梓、田家炳、黄周旋、曹光彪、李达三、周尔卿、陆氏兄弟、陈曾焘、林伯欣等一批乡贤、好友给浙大资助，支持学校建设。

在张浚生等学校领导集体和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四校合并后，浙江大学以改革促融合，以融合促发展，教学、科研、管理、学校规划、新校区建设等各项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综合实力连续多年稳定地居于全国高校的前列，被中央领导誉为“高校合并成功的范例”，教育部称赞浙大的合并是“改革的先锋、发展的典范、全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面旗帜”，为学校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得到了中央、上级部门和全校师生员工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因此，他曾被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党组评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工作者，并作为党的十六大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2004年7月19日，张浚生因年龄原因光荣退休。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张浚生同志担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6年来，在推进浙江大学的改革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任教育部长周济在讲话中评价：“6年来，张浚生同志与校领导班子一道，带领全校师生员工走过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退休后，张浚生仍担任了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主席、浙江省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并先后被中组部聘请担任全国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督导组组长，被教育部聘请为部属高校巡视专员、部属高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检查指导组组长。以他名字命名的“浚生贫困学生助学基金”得到了众多海内外校友、社会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至今已募得基金2600万元，为浙大贫困学子顺利完成学业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也为他报效祖国发挥着余热。

张浚生，不愧有一颗拳拳报国心的优秀中华儿女。